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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以陶瓷为例,沉船中大量的漳州窑系产品极富特色。由于漳州窑的属性,目前国内传世与出土的器物均不多见,窑址发掘亦多为残件;本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16-1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

  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的樱桃沟景区内。在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12000多件动物骨骼及碎片、20余处用火遗迹,以及多层迭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这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老奶奶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调查及发掘的数量众多的旧石器地点完整地连接起来。这些地点既有临时活动场所,也有长期居住的中心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以及摆放石堆与大象头骨的特殊活动遗迹。其分布明显成群组聚集,构成多个以基本营地为中心,各类临时活动地点成放射状分布的遗址群。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栖居形态。

  辽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由皇城(北)和汉城(南)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西山坡是上京皇城西南的一处自然高地,也是全城的制高点,尚存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其中北组的中部偏后,有三座地面保存较高的圆台形建筑基址,编号为YT1、YT2和YT3。

  根据发掘的遗迹形制和遗物可知,YT1应是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六角形佛教建筑基址。于辽代始建,至少进行过两次大规模修筑,金代以后才逐渐废弃。YT2和YT3可确认是六角形塔基,二塔基的包砖、散水的做法和规格均与YT1相同。本次发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佛寺北组为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有院墙。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为大型的六角形砖木混合结构建筑(YT1),左右两侧对称布置小型的六角形砖塔(YT2、YT3),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YT1建筑结构特殊,柱础雕刻莲花纹、龙凤纹,出土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泥塑造像,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基址的等级和功能。这次发掘成果确认了西山坡建筑遗址是佛教寺院的建筑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次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辽代考古、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经国家文物仁邦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地点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发掘工作,共发掘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分为有底箱和无底箱两类。墓葬方向和大小相近。方向为南北向,椁室长5~7米、宽3~4.5米、高2~2.2米。共出土遗物620余件,其中陶器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漆木器有耳杯、奁、几、盘、盒、木俑、马、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织机模型等;铜器有弩机、带钩、扣饰、钱币有“半两”和“五铢”;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重要收获有M1出土的50余支木牍、M2出土的玉质印章和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等。M1出土木牍书写内容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类。M3竹简为医简,经初步整理,医书暂定名为《五色脉诊》《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医马书》。墓葬年代初步推测为西汉景帝、武帝时期。出土四部织机模型应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研究的空白;首次在四川出土的医简是继马王堆之后出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医简医学文物。

  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西部云浮市郁南县。该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4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这里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该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遗址的发现既是岭南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曾国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墓地,总面积120万平方米以上,分为郭家庙曾国墓地和曹门庙墓区。郭家庙墓地分布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山岗上,北岗为郭家庙墓区,南岗为曹门湾墓区,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墓地东距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1公里,西距九连墩战国楚墓群1.5公里。2002年和2014年对郭家庙墓地的两次发掘,证实这一墓地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2014年的考古发掘,因其重大的学术价值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次展览是首次将2002年和2014年郭家庙墓地的发掘成果展出。郭家庙曾国墓地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峰塔曾国墓地、擂鼓墩曾国墓群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考古发掘是指为了科学研究,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根据发掘计划,对埋藏文物的地方、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勘探和发现、挖掘文物的活动或工作。考古发掘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产生于的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为发达,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曾潜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完备的中国考古学体系。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相比照。1898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首次发现了有字甲骨文;1900年在甘肃省敦煌石窟发现了储存有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并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1926年由李济主持,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该团先后在新疆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1928年董作宾前往河南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考古研究学术机构。1929年由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出土的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文化遗存得以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主持,又在周口店发现了山顶洞人及其文化。

  1928~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

  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的梁思永学成归来,不久参加了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后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梁思永后又主持进行了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他还参加了殷墟遗址的发掘,在发掘方法上有了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巨大收获。

  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除在燕下都遗址进行的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了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进行了发掘,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省宁定县阳洼湾发掘了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发表出版了众多考古学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并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大学等学校还创办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50~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日趋完善,并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余处,发掘过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并且与仰韶文化存在着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在久远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采的中华远古文化。

  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仅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此外,这一时期发掘的较重要的遗址还有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台西遗址、丘湾社祀遗址、苏埠屯商墓等处。对整个殷商时期的文化发展以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4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在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周原遗址、洛阳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铁技术。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近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已延伸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它重要建筑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获。

  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考古学理论著作、刊物等的繁盛。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各地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出版)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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